第一章 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the king of Lower Egypt)，还有他的名字“赫马卡”(Hemaka，写作一根绞绳、一把镰刀和两条胳膊)。赫马卡是国王丹的股肱之臣。左侧是另一个有符号的矩形，其中最后一个单词的意思是“建造”。下面的单词意为“国王的居所”。标签左下方的象形文字可以被识读出来，它们提及的是“荷鲁斯王座”和一个台基。它们进一步说明标签是用于油罐的，或许是用于记录油的生产日期和具体产地。或者，该油可能与标签所描绘的事件有象征性关联，要么是涂油礼所用，要么是供奉所用。该标签记录的是“举办赛德节的一年，开始了美丽之门的节日”，或许也记录了和建造国王宫殿相关的事件。从以上的部分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标签中的符号提供了很多信息，并可以作为成熟的书写系统使用。

在丹的墓中总共发现了31个这样的“年鉴”标签碎片，它们提到了“在湖上抬神像巡行”或“在布托附近捕获野牛”之类的事件。很显然当时有记录仪式和经济收益的传统。丹的墓中还发现了其他有铭刻的物品，包括刻着为国王殉葬的人的名字的石碑、有铭刻的游戏用品，以及陶罐的封口物。其中一些物品重复了标签上的“仪式性事件”，比如下埃及的国王用矛刺河马，当然也记录了王名。丹的墓中最有趣的私人物品是一个象牙盒子的盖子，上面的铭文表明这个盒子曾经装着丹的王印。[6]

也有迹象表明，在仪式性神庙中，象形文字铭文与系统描述纪念性事件的图像结合在一起，彰显着王权。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例子是纳尔迈调色板，这显然是0-1王朝的物品(约公元前3100年)，它由板岩制成，上面饰有凸浮雕。纳尔迈调色板发现于尼肯，它表明纳尔迈国王是上下埃及之王，他的名字用鲇鱼和凿子的象形文字符号书写而成。作为南部埃及王国(大概以尼肯为中心)的国王，纳尔迈正准备猛击敌人的头部，从敌人的形象来看，他们与埃及人有着文化上的差异。纳尔迈调色板并没有展现敌人的死亡，因为被描绘的那一刻恰好是国王行动的前一秒——国王可以杀了敌人，也可以放过他。作为北部埃及王国——大概以努布特[Nubt，即翁布(Ombos)]为中心——的国王，纳尔迈参加了一场胜利大游行，查看了敌人被斩首的尸体，他身旁有一个为他提凉鞋的男子，还有一个戴着繁重假发、穿着豹皮衣服的人。这个人要么是大臣，要么是高级祭司。尽管调色板是用来磨制化妆颜料的，但纳尔迈调色板的大小、装饰以及上面的象形文字表明，它是为了在游行中或是在尼肯的荷鲁斯神庙的圣殿中展出用的。它纪念纳尔迈的功绩以及国王对荷鲁斯神的奉献。

材料

到了早王朝时期，书写原则必然已经牢牢嵌入埃及的王权体系之中，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社会进行统一的行政管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书写及其背后的观念早已出现，但我们很难追溯其发展的所有阶段。彩绘的涅伽达陶器很难算是真正的书写文本，但如果书写早期文献的材料是编织垫、纸草、木板、黏土或泥的话，它们没能保存下来，因为它们没有被埋在出土了很多材料的墓葬中。

纸草的发展也是书写越来越成为重要交流方式的关键因素。纸草是由纸莎草植物芦苇状的丰富的髓制成的，当这些髓被捶成细条并干燥后，会形成良好、光滑的书写表面。纸草便于携带，还可以卷起来或多次使用。我们知道埃及人是编织垫子和篮子的专家，因此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他们就习惯处理各种芦苇和草。他们很可能在前王朝时期就尝试制作纸草，并将其用作书写或者绘画的载体来传递“便携式”信息。从早期的王室墓葬可以看出，充当书写材料的有很多种：骨制、象牙制的标签，陶罐上刻有铭文的木头，用墨水题词的陶罐，刻有王名的石碑，绘有图像的石片(陶片)。还有泥上的印记，它们再次表明国王对各种陶罐及罐内物品的所有权。赫马卡是第一王朝的官员，在他位于萨卡拉的墓中，人们发现了一卷空白的、从未使用过的纸草。

作为一种能够轻松复制书写符号的工具，印章印记本身就很重要，因为一枚印章就可以创造大量印记。留存下来的一些早期印章是石制或木制的圆柱体。“圆柱印章”的中心有孔，印章外表刻有凹浮雕(sunk relief)，通常是王名、其他词或是一个场景。用细绳或木棍穿过中心的孔，圆柱印章就可以在湿黏土或泥上滚动，印章上的纹饰就会清晰地印在泥的表面。虽然这是早期埃及一种典型的密封陶罐的方法，但圆柱印章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明。埃及人使用圆柱印章的事实使学者们产生一种假设，即书写的观念，尤其是用图像书写(象形文字)，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

美索不达米亚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主体在现代伊拉克。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苏美尔为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社会，其都城是乌尔(Ur)。这个社会有城市和书写系统，还有一个发达的用来监督税收和控制剩余农业资源的行政管理系统。美索不达米亚可能与尼罗河河谷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或许是海路，或许是陆路，这些路线既可以到达北部埃及，也可以通过干河谷到达上埃及，其中心主要是涅伽达和尼肯，也可能是提斯。美索不达米亚可能需要埃及的原料，比如金子、谷物或石头，而埃及可能需要美索不达米亚的商品，比如锡和木材。两个地区之间似乎也有无形的往来与交流，比如技术思想、文化发展和人。在埃及的前王朝时期和早王朝初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美索不达米亚的技术和文化特征：泥砖、凹凸装饰的建筑、地下房屋[迈阿迪(Maadi)地区]以及“驯兽”的艺术主题(100号墓)。在所有传入埃及的观念中，就有图画文字的观念。在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语是写在泥板、刻在印章上的图画文字(pictorial script)。美索不达米亚人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使用文字，尤其是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用文字来记录交易和记账。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从考古证据中确切了解埃及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但就算曾经有过接触，埃及人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书写系统，他们使用了自己的方法，并没有从外界借鉴更多的东西。

随着埃及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比目前已知时期更早的埃及人使用文字的证据。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接触似乎没有留下真实的痕迹，最终这两个文明都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统。竞争者之间的联系即使有可能发生，也很难确定；但是，二者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技术，因此，它们对国家及其资源的控制有着相同的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有趣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图像形式的文字很早就被舍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效得多的“楔形文字”，该书写系统使用的是小的楔形的文字。与此同时，埃及人发展出了双重书写形式，他们保留了用于特殊目的的图像文字。

推动与统治

就丹的墓而言，文字被用来命名、说明身份、记账以及记录与国王有关的特殊仪式事件。这些基本记录发挥着纪念性仪式的作用，对此早王朝的墓和神庙沉积物是我们唯一的考古证据。它们似乎只适用于上层贵族并记录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我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在河谷和三角洲的定居点，很少有文字被用于王室纪念性仪式。但是，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如此，埃及的主要行政中心会有很多类型的书面文件，但它们没能保存下来。实际上，埃及国家的成功建立在管理剩余农产品的大型组织之上，这些组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