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_欧叶妮·格朗台

亲慰解，仍把她同自己的爱紧紧联系起来。每天早晨，父亲一出门，她就到母亲的床前，娜农把早饭端到那里。但是可怜的欧叶妮，为母亲的病状发愁、难过，她默默示意娜农看看母亲的脸色，过后便掩面而泣，不敢提及堂弟。格朗台太太总是先开口，问：
　　“他在哪儿？为什么他不来信？”
　　母女俩都不知道路程的远近。
　　“想着他就行了，母亲，”欧叶妮回答说，“不要提到他。
　　您病着呢，您比一切都重要。”
　　这一切就是他。
　　“孩子们，”格朗台太太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舍不下的。上帝保佑我，让我高高兴兴地面临苦难的尽头。”
　　这位妇女的话常常是神圣的，显示基督徒的本色。她在床前用早餐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她房间里踱来踱去，那年的头几个月，她总反来复去对丈夫说同样的话，语气虽很亲切温柔，但很坚决，一个女人临近死亡，反倒有了平生所没有的勇气。
　　“老爷，我感谢您对我的病那么关心，”丈夫无关痛痒地问她近况如何，她总这么回答；“但是您如真愿意让我不久于人世的最后这些日子少一点烦恼，减轻我的痛苦，您就饶了咱们的女儿吧，表示您是个像样的基督徒、丈夫和父亲。”
　　一听到这话，格朗台像看到阵雨将临的行人乖乖地在门下避雨似的，坐到床边，一声不吭地听着，不作回答。赶上妻子用最动人、最温柔、最虔诚的话恳求他时，他就说：“你今天气色不大好，可怜的太太。”彻底忘掉女儿仿佛已成为一句铭文，刻在他砂岩般的额头，刻在他紧闭的嘴唇上。甚至他那措辞很少变动的支吾的回答，使他的妻子苍白的脸上泪如雨下，他也不动心。
　　“让上帝原谅您吧，老爷，”她说，“就像我原谅您一样。
　　您总有一天需要宽恕的。”
　　自从他妻子病倒之后，他就不敢再连叫那可怕的“得，得，得，得”了！但是，妻子天使般的温柔并没有感化他咄咄逼人的霸道。精神的美在老太太的脸上生辉，逐渐驱除了她往日的丑陋。她成了整个心灵的外现。祈祷的法力仿佛使她五官中最粗俗的线条得到净化，变得细腻，而且焕发光彩。谁没有见到过圣徒容貌的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灵魂的习惯最终会战胜最粗糙的外貌，把由崇高思想产生的纯正端庄生动地印在他们的脸上！在这被痛苦煎熬得犹如灯油将尽的女人的身上，看到发生了这样改头换面的变化，依然铁石心肠的老箍桶匠也不免有所触动，虽然效果甚微。他说话不再盛气凌人了，整天寡言少语，以维持家长之尊。忠于他的娜农一上街买东西，就有人对她含沙射影地插白几句，说说她主人的坏话；虽然舆论一致谴责格朗台老爹，女佣出于维护东家的面子，总要为东家辩白。
　　“哎，”她对糟践老头儿的人说，“咱们老了不也都会变得心肠硬吗？为什么你们就不许他心肠硬一点呢？你们趁早别乱嚼舌头。小姐日子过得像王后一样呢。是的，她独自耽着，她喜欢清静。再说，东家自有东家的道理。”
　　终于有一天晚上，那已是暮春将尽的时节，被病魔、更被伤心折磨得日益憔悴的格朗台太太，尽管苦苦祈铸也没有法子让父女俩言归于好，她便把隐痛告诉了克吕旭叔侄。
　　“罚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喝清水、吃面包？”德·蓬丰庭长叫了起来，“而且毫无道理！这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她可以上告，理由一……”
　　“行了，侄儿，”公证人说，“丢开你那套法院里的老调调吧。太太，您放心，我让这禁闭明天就取消。”
　　听到谈论自己，欧叶妮走了过来。
　　“诸位，”她很高傲地一面走一面说，“请你们不要管这件事。我父亲是一家之长。我只要还在这家耽着，就得服从他。他的行为用不着旁人赞成或反对，他只对上帝负责。我要求你们以友谊为重，绝口不提这件事。责备我父亲就等于攻击我们自己的尊严。谢谢你们关心我，但是如果你们能制止满城风雨侮辱我们的闲话，我将更感激不尽，那些流言我是偶尔才听说的。”
　　“她说得对，”格朗台太太说。
　　“小姐，制止流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还您自由，”老公证人肃然起敬地答道。幽居、悲伤和相思，给欧叶妮更增添了美，老公证人看呆了。
　　“那好，孩子，就麻烦克吕旭先生去处理这件事吧，既然他保证一定成功。他熟悉你父亲的脾气，知道怎么跟他说。要是你愿意我在所剩不多的有生之日见到你过得快活，你和你父亲无论如何得讲和。”
　　第二天，格朗台跟自从禁闭欧叶妮以来每天必行的那样，到小花园去转上几圈。他总是趁欧叶妮梳洗的时候散步。当他走到核桃树下，便躲在树后，久久打量女儿长长的头发，那时他一定在两种精神状态间摇摆：一种是他生性固执的意气，另一种是想亲亲自己的娇儿。他往往坐在那张夏尔和欧叶妮曾立下山盟海誓的小木凳上，而那时女儿也偷偷地或者从镜子里望着父亲。如果他站起来，继续散步，女儿就有意坐到窗前，开始看那面挂着美丽野花的墙，裂隙处窜出几株仙女梦、碗碗藤，还有一种或黄或白的粗壮的野草，一种在索缪和都尔地区的葡萄园里到处都有的景天蔓。克吕旭公证人来得很早，见老葡萄园主坐在六月艳阳下的小凳上，背靠隔墙，望着女儿。
　　“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克吕旭先生？”见到公证人，格朗台问道。
　　“我来跟您谈事儿的。”
　　“啊！啊！您有点儿金子，想跟我换钱？”
　　“不，不，跟钱没关系，是关于您女儿的事。大家都在议论她和议论您。”
　　“他们管得着吗？煤黑子在家，大小是个长。”
　　“对，大小是个长，自寻死路也由他，或者，更糟糕的是，往大街上扔钱也由他。”
　　“这话怎么说？”
　　“哎。您太太现在病得很厉害，朋友。您该去请贝日兰大夫瞧瞧，她有生命危险哪。要是她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死了您也亏心，我是这么想的。”
　　“得，得，得，得！您知道我太太是怎么回事。那些个医生哪，只要一上门，一天就起码来五六趟。”
　　“说到头，格朗台，您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咱们是老朋友了；在索缪城里，没有人比我更关心跟您有关的事儿；所以我得把话说清。现在，种什么瓜结什么果，由您拿主意，您又不是孩子，知道该怎么做。况且我并不是为这事儿来的。有件事对您恐怕更重要得多。说来说去，您总小想要您太太死吧？她对您太有用了。等她一死，您想想您在女儿面前是什么处境。您得给欧叶妮报账，因为您跟您太太的财产是合在一起的。您的女儿到那时就有权要求分您的财产，就有权卖掉弗洛瓦丰。总而言之，她继承她母亲的财产，而您是不能继承的。”
　　这些话犹如晴大霹雳，格朗台对法律不像对商业那么熟悉。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共有财产要拍卖的问题。
　　“所以我劝您对女儿客气些，”克吕旭总结说。
　　“可足您知道她干了什么事吗，克吕旭？”
　　“什么？公证人很想听格朗台老爹的心腹话，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吵架。
　　“她把金子送人了。”
　　“那，金子是她的吗？”公证人问。
　　“你们怎么全都这么说！”老头像演悲剧似地垂下了手臂。
　　“您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克吕旭接着说，“就不打算让女儿在她母亲死后对您作出让步吗？”
　　“啊！您把六千法郎的金子叫做微不足道的小事？”